全球即时：清朝人口为何从7千万迅速增到4亿？这种“爆炸式增长”的原因是什么？

• 2023-03-15 11:44:09 来源：婷艳读书

清朝的人口迅速暴涨，是康雍乾三代皇帝一同创造的结果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其实历朝历代的人口数值都存在着变化，要是分析其具体的原因，那说起来是非常之多，但总体来看，主要就是三个方面：税制改革、农业投产比提高、可统计疆域扩大。

关于大清人口暴涨这件事，光从红薯的角度去讨论那是不够完整的，“地瓜盛世”虽然和地瓜有关，但绝不仅仅是地瓜的功劳。

首先说说税务制度带来的改变。

税务制度，指的主要是“人头税”这么一种存在。

其实在历朝历代中，人头税都是一种最直观、也是结算统计方式最简洁的收税方式，人头税顾名思义：有多少人就收多少税，按照人口来收。

这种税收方式很简单，但也因为太简单，成为了很多统治者压榨百姓的工具，如果是政治清明时期，统治者肯定会根据社会生产力的情况来降低人头税，以此来减轻百姓负担，可一旦遇到执政黑暗的时期，人头税的税额就会无限制提升，以至于对百姓造成极大的负担。

而人头税也让百姓们不敢多生，理由很简单，多生一个人就要多缴一份税款，孩子也不是生下来就能生产劳动的，本身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成长时间，那么这种压力自然就给到了父母身上，要知道古代生产力最巅峰的时候，也仅是让普通百姓堪堪饱暖，并不足以大肆生育，然后缴纳人头税。

这个原因，也是自秦朝以来，古代中国人口基数明明如此庞大，但在两千年来，却没有出现过爆发式增长，人口一直是在“2000万—1亿”的区间，所以不是百姓不能生，而是有一个基础税收制度遏制着百姓的生育欲望。

古代著名的“溺婴现象”，就是产生在这个基础之上的，交不起税、也养不起的孩子，狠心的父母只能这样抛弃。

而时间到了清代，人头税对社会人口增长的“阻碍”已经非常明显了，因为大清的领土庞大，对于很多以往朝代都是执行“羁縻政策”的地域，都实行了实控政策，清朝廷对这些地区实控的最明显体现就是迁入大量人口，以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。

康熙年间，就有著名的“湖广填四川”政策，虽然这不是一次面对羁縻地区的人口迁移，但本质上体现了大清对于社会生产力变化的迅速调整。

既然四川人不够，那么就从湖北、江西、广西、福建等地借人过去，而这些被借省份的人口，也需要用积极的生育政策来刺激补充，如此一来，从源头上取消“人头税”，就是最好的办法。

但要怎么去完成这种税制改革，对于清朝廷来说，是个大问题，因为这项税务已经执行了数千年了，即便是先秦以前，都存在着人头税，忽然不收了，这对天下而言并非好事，如此一来，如何“梯度式”改革，就成为了大清朝廷要考虑的事，

康熙时期，中央朝廷推出了“滋生人丁永不加赋”的优惠政策，在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，在康熙五十五年得到补充，不过这还不是完全取消人头税的制度，因为“滋生人丁永不加赋”，本质上是在家庭人口数量上做加减法。

比如一个家庭里有两位老人，而两位老人年纪大了，故去了，那么他们就会多出两个人头税，这也就是说，这个家庭新出身的孩子是不需要再缴纳人头税。

这个制度好在推动了人口青年化，但本质上还是在遏制整体的人口数量，不过这毕竟是“梯度式”改革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所以完全去掉人头税，需要到雍正时期。

雍正即位后，任命大臣田文镜在河南实行“摊丁入亩”制度，规定以后将人头税归入为“地税”，以后对一个家庭收税的多少，不再看他们家庭人口数量，而是看他们的地产数量，这对地主来说，是一种沉重的打击，但自古以来，地主一直都是剥削普通农民百姓最直接的群体，不打击他们，税务改革、人口增长就不可能完成。

正如当时的山西布政使高成龄所说的：“富者田连阡陌，竟少丁差，贫民地无立锥，反多徭役”，地主的田产、地产众多，可却与他们的丁税不成比例，而百姓几乎没有什么田产，反而税务繁重，这是一种扭曲的现象。

摊丁入亩实行后，全国基层人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“生育自由”，孩子不再是贫穷百姓们的负担，他们也不需要再扼杀这些可爱的孩子们，甚至孩子成为了穷人家庭改变命运的希望，孩子越多，机会就越多，正如人多力量大的道理。

人头税的取消，也是清代“宗族”大量崛起的一个根本原因，以往有宗族的概念，但能够一直实行宗族模式的家族却不多，根本原因就是人口会出现断层，不能开枝散叶，宗族就会衰落，而人口的暴增，让宗族趋于稳定，偌大个家族，总有两个出息的孩子，只要出头一个，家族便有了依靠。

随着摊丁入亩的深化，大清人口在持续的快速增长中，而乾隆雍正在位不过十数年，这段时间都还不足以第一批享受政策红利的孩子长大，所以大清的人口真正的爆发时期，就在乾隆的中后期，这是摊丁入亩政策执行后的第四十年、五十年，刚刚好是两代人成长的时间。

所以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人对人头税的修正以及调整，是大清人口暴涨的一个根本性原因。

那么人口增长了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来了，庞大的人口吃什么？

或者又该问，他们的生产力发生翻番了吗？

答案是，确实翻番了，甚至不止翻了一番。

人口和生产力，这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存在，人口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，但生产力也限制了人口的增长。

那么为了支撑起庞大的人口，社会必须要准备充分的土地来生产物资，但土地自古以来就这么多，即便清朝也有新开垦的耕地，可新增的耕地和人口的增长比例并不是相同的，如果还是以前的生产力，那么依然不足够支撑起乾隆后期的三亿人口，所以在乾隆时期，人口暴增离不开两个因素：

一是作物的改变，以至于让农业投产比大量提高。

二是生产方式的改变，不再拘泥于农业生产，多维度推动生产力的总和。

所谓“投产比”，便是投入和产出的比例，以前若是一个人耕田种地，仅仅能得到两人份的口粮、那么农业的投产比便是2，但一个人耕田种地，如果能收获五个人甚至是十个人的口粮，那么投产比便成为了5与10。

而农业投产比的改变，最直接的方式作物的改变。

红薯，在农业投产比改革中，充当了主角。

红薯并非中国的本土作物，在明代末期才正式引入中国，而红薯在营养价值上比不过大米，但却能够“顶饱肚子”，事实上，现代人的餐饮习惯中，仍然保持着大米当主食，红薯当辅食的习惯，而且红薯的口味香甜，食用范围不仅仅是三餐之中。

最重要的是，红薯的亩产很高。

在清代，一些肥沃地域的红薯亩产量，全年能够达到五千斤之多，而同等土地栽种出来的水稻，却仅仅是一千斤左右，这本质上就是“农业投产比”的改变。

客观地讲，红薯的整体价值不如水稻、小麦，正是老百姓常说那句“红薯不养人”，但是红薯顶饱，在清朝人口增长最迅速的时期，担任了顶饱国民肚子的任务，而且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，不过也因为红薯营养价值不太高的缘故，很多清朝百姓往往是“面黄肌瘦”，这也是后人调侃“地瓜盛世”的缘故。

虽然人口是多了，但个个营养不良，这算是盛世吗？

算不算盛世，后人很难评说，但在客观的人口数量上，红薯确实立下了大功劳。

除了农业投产比的改变以外，社会生产方式多元化也是一个具体原因。

其实自宋代开始，因为北方民族对中原政权的领土侵占，让朝廷不得不考虑推动“手工业”、“商业”的发展，所以宋朝明明领土比不上唐朝，但国家财富却远超唐朝，根本原因就是生产方式的多元化。

所以一场生产方式的巨变，自宋代就开始了、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，本质上就是大型商业和手工业的紧密结合，比如江南地区的纺织工业，就为社会就业提供了大量的贡献，女性可以参与手工纺织，而男性可以到港口搬运，最终促成一单单跨境贸易的完成。

清代虽然闭关锁国，但该对外开放的贸易却一直都有，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，西方侵略者用蛮横的方式打开中国的大门，本质上也为社会就业打开了一个新的口子，只不过这种新的发展是以别人侵略的方式打开，而不是清朝统治者自觉的打开，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罢了。

只要有了就业，那么社会的人口新生就有了意义，社会结构得以稳固，一切才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

有了税收政策、生产力这两大因素的改变，清朝的人口暴增是一个必然现象，而在这两个因素以外，也还有一个中等因素同样在为清朝人口做着贡献，那就是可统计人口的疆域增长。

再简单来说，就是“改土归流”政策。

改土归流，就是将一些少数民族的“土官制度”改成“流官制度”，在明朝时期，流官制度被朝廷大量应用，明朝廷对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“羁縻政策”，立当地的部族首长为土官，让他们世袭担任，本质上，这就是一种臣属于中央朝廷的地方奴隶制度、只是让这些地区在名义上属于中原王朝。

可问题是，这些地方的人口数量如何，生产力多少，文化教育程度如何，中原王朝并不知道，这也就造成了明代有着那么阔广的版图，可人口数量却不多。

到了清代，中央朝廷强大的执政力开始对土官制度下手，先是康熙四十三年，朝廷对湖南的地方土官进行改革，康熙下令对湘西地区进行屯兵、驻军、修卡、普及入学教育、设立科举院所等等制度，这一切改革的核心就是，用朝廷派遣的流官，代替以往世袭的土官。

朝廷派出流官，这让朝廷实际意义上全面掌控了这些曾经的土司地区，这里的人口也一并纳入了清朝的人口总数之中，在以前，这些人口并不在朝廷的官方数字中。

到了雍正时期，云贵总督正式向雍正皇帝提出“盖推归流”，对土官制度最多，最根深蒂固的云贵地区动手，而改土归流让大清的实际掌控疆域进一步提升，这个实际掌控的意义，包含了“可统计人口”数量的增长。

而这些被土官世袭统治的地区，被中央朝廷接管之后，彻底打开了对外交流的渠道，中央朝廷派出大量的官员、教师到达土司地区，以帮助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百姓改革生产、学习知识，而改土归流的结果也相当显著。

在康熙末年时期，广西的总人口仅仅是一百万之多，到了嘉庆时期，广西人口却增长到了七百多万，翻了七倍之多，这既有先进生产力带来的推动因素，更多的是可记录户籍人口增加，对广西的全面行政接管的原因。

这种变化，在很多土司地区都在上演着，将这些地区人口的变化结合起来，都有高达数千万人口数量的增长，这对大清人口增长，是一个极有力度的补充。

所以清代的人口问题，本质上证明了决定人口的最大因素，还是执政朝廷的政策，只要政策允许，那么人口就会有质的飞跃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两千年的时间里，增长一亿人口都如此艰难，可在乾隆在位的短短四十多年时间里，大清的人口却暴涨到了三亿。

而大清在很多方面上，都是中央集权政府最成熟的表现，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地图疆域，为后来的中华民族走向近代化、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，这也是大清不可磨灭的成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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